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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9月,北京与梵蒂冈代表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时,许多人注意到一个细节:双方可以进行重要接触,却仍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。
这个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国家,为什么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如此特殊的位置?
它就是梵蒂冈城国,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部,四周几乎被罗马城区包围。
1929年,《拉特兰条约》签订后,梵蒂冈获得明确的国家地位,教廷的独立性也有了法律保障。
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城市,而是以教皇为国家元首的主权实体。
关于梵蒂冈,网络上流传着“只有32个女人”的说法,还常把所谓人均收入写成53万元。
这些数字并不严谨。
梵蒂冈常住人口约八百人,公民数量也只有六百人上下,居民包括教职人员、瑞士卫队成员及其家属。
人口结构特殊,不能简单用普通国家的男女比例来衡量。
梵蒂冈的经济同样不能照搬一般国家的统计方式。
它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,也缺少传统农业,主要收入来自博物馆门票、出版物、纪念品、捐赠以及不动产收益。
教廷还拥有自己的邮政、货币和金融机构,但这些安排更多服务于宗教与行政需要,并不意味着这里存在一套规模庞大的国民经济。
真正让它持续存在的,是教廷所代表的国际影响力。
天主教在全球拥有数量庞大的信徒,教皇的宗教身份超越了国土大小。
梵蒂冈的博物馆、档案馆和建筑艺术,也保存着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。
国土虽小,外交活动却遍及世界。
梵蒂冈与中国的联系,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。
1601年,耶稣会士利玛窦抵达北京,后来在中国士大夫中开展交往与传教。
他带来的天文、数学和地理知识,曾引起不少人的关注。
需要说明的是,早期传教活动并不等同于后来列强借宗教问题干涉中国的全部行为,不能把不同阶段混为一谈。
清代中后期,随着西方势力扩大,传教活动逐渐与不平等条约、领事保护和地方冲突纠缠在一起。
部分传教士借助不平等特权介入地方事务,损害了中国司法和行政权威。
义和团运动及其后的战争,又使中西宗教矛盾被推向更复杂、更尖锐的局面。
2000年10月1日,梵蒂冈为一百二十位殉道者举行封圣仪式,其中一些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身份和行为,长期受到中国方面质疑。
中方认为这一安排伤害了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情,梵蒂冈则依据自身宗教程序作出决定。
双方对这段历史的判断并不一致,争议也由此延续。
有人问:“既然双方仍能接触,为什么不能直接建交?
”关键并不只在宗教。
台湾问题、中国天主教事务的管理权、主教任命方式,以及历史记忆,都牵涉国家主权和外交原则。
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办教,反对任何外部力量干涉宗教事务;
梵蒂冈则长期重视教廷对主教任命的传统权力。
2018年的临时性协议,重点就是主教任命问题。
协议后来经过数次续签,说明双方存在沟通空间,但它并没有自动带来外交关系正常化。
外交建交需要处理的不只是仪式和文件,还包括彼此承认、代表机构、台湾问题以及历史争议等一系列现实问题。
把梵蒂冈描述成“只有32个女人的国家”,更多是为了制造话题;
把双方关系说成“梵蒂冈渴望被中国原谅”,也不是准确的外交表述。
更符合事实的说法是,双方在历史与现实问题上存在分歧,同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接触和谈判。
这个国家的特殊之处,正在于它国土极小,却承载着复杂的宗教传统、国际关系和历史纠葛。
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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